春秋时期的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提到:“言有宗。”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宗经》中则提出了“宗经”的观点,强调立言必须以圣人孔子删述的六经——《易》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为依据。他认为,作者行文时必须“原道”,而“圣人”最善于“原道”,所以在《原道》之后,接下来是《征圣》;《圣人》已逝,作者应该向“圣人”留下的作品——六经学习,因此《征圣》之后,便是《宗经》。这被称为“本乎道,师乎圣,体乎经”(《序志》),确实有其内在的逻辑规律。在这里,“体”就是指“法”(西汉刘安《淮南子·本经训》)。从刘勰的角度来看,“圣人”的文章是“文章奥府”,“群言之祖”,足以作为作者的“法”,凡是联辞结采,都应依据模仿。此外,“宗”有主的意思,有主便有次,而刘勰深知主、次的对立统一性,在强调“宗经”的同时,还主张学习诸子、史传、纬书、汉篇、谚语、笑话。因此,本书的《风骨》要求作者“熔铸经典之范,翔集子、史之术”,说明作者借鉴的对象不只是“经典”,还有“子、史”。本书既有《诸子》篇,专论“诸子”文学,也有《史传》篇,专论史传文学。至于“纬书”,虽然刘勰与东汉桓谭、王充、张衡、尹敏、荀悦一样,批评其“虚伪”、“僻谬”、“诡诞”,但也承认它“辞富膏腴”、“有助文章”(《正纬》),认为放言遣辞时应该“酌乎纬”(《序志》)。他还批评南齐作者多忽视“汉篇”(《通变 infertility”,并肯定历代笑话有的“会义适时,颇益讽诫”(《谐隐》)。同时,他还指出《尚书》《诗经》都引用了“上古遗谚”,东汉陈琳的“谏辞”、西晋潘岳的“哀辞”也都引用了“俗说”(《书记》)。真正理解“偏”的“生闇“,才能发议时不“蔽于一曲《荀子·解蔽》。
刘勰“宗经”观点,实际上是“同于旧谈”(《序志》),这表现在哪里呢?西汉经学家刘向在《管子书录》中写道:“凡管子书,务富国安民,道约言要,可以晓合经义。”又说《晏子叙录》:“晏子书六篇,皆忠谏其君,文章可观,义理可法,皆合六经之义。”因此,管仲、晏婴的文章都“宗于经”,而刘勰所以称“子政论文,必征于圣”(《征圣》)。东汉学者大多因此而学习。王充在《论衡·佚文》中也提出:“文人宜遵五经为文,诸子、传、书为文。”王逸在《楚辞章句序》中写道:“夫《离骚》之文,依托五经以立义焉。”可见,“宗经”之说由来已久。有些人认为“宗经”是将文学“回到六经去”以复古,这种看法是错误的。北周宇文泰,欲改革文风,命苏绰仿《尚书》作诏命,貌似“佶屈聱牙”的周诰、殷盘(李唐韩愈《进学解》),以反对“浮华”,这固然是因循守旧;然而刘勰指出:“模经为式者,自入典雅之懿。”(《定势》)借鉴经典的“典雅”,反对“近代辞人”之“诡巧”,能够自成一家;同时,他盛赞屈原赋《离骚》,认为“取熔经意,亦自铸伟辞:《辨骚》,是“宗经”的典范。
综观本书论辞,一言以蔽之,曰“日新”而已。不可否认,刘勰认真思考了文辞新旧结合的规律,认为“近代”作者割断历史的“取新”(《定势》),导致宋初艺苑的“讹新”(《通变》),这根于文士跨略旧规,驰骛新作,妄图去掉修辞的历史因素,而凭空求新,尽管有“新色”,但毕竟是“反正”的“怪体”,“趋时”不当的恶果(《定势》。不仅如此,刘勰还详细陈述了文辞发展的情况:“暨楚之《骚》文,矩式周人;汉之赋颂,影写楚世;魏之策制,顾慕汉风;晋之辞章,瞻望魏采。”(《通变》)表明楚、汉、魏、晋之文辞,莫不陈陈相因,但不仅仅是“因”,还要“革”。西汉扬雄在《太玄》中云:“物不因不生,不革不成。”一切事物都遵循“因、革”即继承、创新才能生存发展。刘勰将这一理念应用于文辞领域,断言“古来辞人,异代接武,莫不参伍以相变,因、革以为功”(《物色》)。文辞变化的“功”,在于“因、革”之“参伍”,因此作者修辞“通变之数”是“参伍因、革》(《通变尔斯》。优秀的作者,总是从“因”中求“革”,以至“日新其业”(《通变 》),“宗经”就是要“因”经典之“典雅”,革辞人之“浮诡”(《序志》)。本书“宗经”而作,不脱骈文窠臼,但不刻意雕琢,没有经典体势的痕迹,颇有自然生动之美,这在南朝文学中有一定意义,对于李唐古文运动,也有启示作用。韩愈蔑视六朝内竭外侈的骈文,大力推动古文运动,以六经经文为诸儒倡(《新唐书》本传),并表彰秦汉诸子、司马相如、扬雄、司马迁、刘向的作品,不为经典所囿,鼓励“自古于文必己出”,赞扬樊绍述之文,“不蹈袭前人一字一句(《樊绍述墓志铭》)。作者对“旧文”,只是“师其意”,不可“师其辞《答刘正夫书「),务必“成一家言”(《新唐书》本传)。因此,古文运动在借鉴“三代两汉之书(《答李翊书》),更新的创造散文,而刘勰“宗经”的理念,也因此显得尤为重要。
选自《文心雕龙》义疏 第54-56页
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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